百度、莆田系、武警医院与迷失的社会信任——兼与李彦宏谈心

信任的小船说翻就翻。一翻再翻。有些翻，像小孩子过家家，第二天就好了。有些翻，像“东方之星”号邮轮，翻成永远的悲剧。还有些翻，就像射入树干的利箭，树皮很快能长好，但那深深的箭头和伤痕，会和树干长成一体。

魏则西事件，不仅是无法挽回的悲剧，而且是射中我们社会信任的一只箭。

信任的小船说翻就翻。当常州外国语学校新校区准时落成时，校方相信，旁边那块被化学物质污染的土地已经消过了毒。而事实是，消毒过程没有在封闭环境（“大棚”）中完成，露天处理了。这不是消毒，是散毒。

信任的小船说翻就翻。当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大学生魏则西不幸患上滑膜肉瘤晚期，他通过百度和中央电视台得知了“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的生物免疫疗法，经家人联系在该院接受了 4 次治疗，花了 20 多万元，没有明显效果。在临终前的几十天，他写到，“这是家三甲医院，这是在门诊，我们还专门查了一下这个医生（注：该医生向魏则西父母介绍说是斯坦福技术，治愈率可达 80%-90% ，至少保证活 20 年），它还上过中央 电视台十套 ，不止一次，想来百度、三甲医院、中央台、斯坦福的技术，这些应该没有问题了吧。”事实是，都有问题。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并未与中国医院有过合作，与此事更无关联。而武警二院的生物诊疗中心，是被“莆田系”承包。

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百度仍在行驶。但作为船长，李彦宏这次陷入的，不仅是声誉危机，还有商业模式的危机，以及被政府处罚的危机。在系统性危机面前，李彦宏再次采取“鸵鸟政策”作为回应，以至按耐不住的网民都想替他写封道歉信。

不明白他为何总要做“鸵鸟”。我猜， 一是在举世滔滔的抨击中，他认为不回应就是最好的回应，越缠越说不清。何况政府已出面，先说无益，或许还有侥幸之心，等着将百度洗白的裁决； 二是内心依然委屈。涉事医院是一家公立三甲医院，资质齐全，百度何错？对于竞价排名，政府又没有规定对推广信息按广告管理，谷歌的搜索结果标注 AD （广告），百度标注“ V 推广”，也差不到哪儿啊；三是和同业对标，按照“ 办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开网店的要防范假冒伪劣，做社交平台的不能成为谣言扩散器，做搜索的不能仅以给钱的多少作为排位的标准 ”的要求，几个兄弟半斤八两，干嘛非盯着百度？再广一些，你们怎么不去盯中央台和武警医院？

上周我在北京出差，魏则西事件的报道铺天盖地，段子手的创作几乎让“吃饭睡觉骂百度”成为一周生活新常态。我问一家大型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李彦宏是不是因为纯粹理科男，技术思维，所以确实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责任？他回答：“你错了，他很聪明，当然知道问题在哪儿。搜自己公司搜到的都是竞争对手的名字，这合适吗？他不知道？但他清楚中国离不了百度，政府离不了百度。所以多年来，曝光一下改一点，过一段又故态复萌。闹腾一阵就过去了。”

但我不愿意就这么下去，也不愿看着百度和李彦宏就这么下去。今年 1 月写过一篇《致李彦宏书：你不重生，百度就无法重生》，原以为该说的都说了，但听了上面的话，决定再写一篇。上一篇情感宣泄得比较厉害，这一次，我希望用偏学理的方式，跳出魏则西事件本身，从如何建立一个好的社会的 “ 信任结构 ”(trust structure) 的角度，与和我同处本命年的李彦宏谈谈心。

让我们回到 2014 年 4 月，魏则西被查出得了滑膜肉瘤。他该怎么办？就是通过搜寻信息做决策，选择可信赖的医院治疗。

让我们看另外一个场景， 1994 年，英特尔 CEO 格鲁夫突然确诊患上了前列腺癌。他用自己研究半导体的科学态度和方法，仔细阅读治疗前列腺癌的医学论文和书籍，比较各种治疗方案，最后选择荷尔蒙加高剂量植入辐射、加外部辐射的方案，就是把一个个高放射性种子，一头系着线通过数条空管被暂时插入前列腺内。格鲁夫后来写到，“不能过分相信你的全科医生，因为前列腺癌的领域非常复杂和多变；也不能过分依赖泌尿科医生，他们会很自然地偏向于手术，因为他们是外科医生，手术是他们最了解的。…… 如果你自己管理自己的投资，那么我想你也应该自己管理自己的生命。做做调查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别把任何人的话当成圣经。 ……正确的答案只有在医生比较了各种不同治疗方案之后才能得到。对医生来说，他们的最高责任就是向病人提出医治前列腺癌的各种选择。”格鲁夫一直活到今年 3 月，享年 80 岁。

魏则西和格鲁夫，患病后都走进了一个“大箱子”，它的名字叫搜索与选择，或者叫社会信任结构。当然，两个人的情况和可利用的搜索资源大不相同，但我们明白，如果他们进入的是一个信息更充分、而且富含有效信息、首先展示权威信息的结构，最后的结果会有利得多。

人是脆弱的，面对很多境遇时都无法自主决定命运，而要依靠社会资源以及它们所带来的专业知识。 一切社会建构的本质都是信任和信用的建构。 要是没了信任，社会分工就无法展开，专业化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就无从谈起，那只能自给自足，进化极慢。而考古证据表明，和人类文明相关联的核心事件，比如脑容量的急剧扩张、直立行走、言语能力的出现，都与交换和分工紧密关联。

相对于自给自足，专业化分工的优势是如此明显，但它也是有代价的，就是要支付交易成本，要花力气去识别交易对象是否可信赖、可信赖程度如何。在格鲁夫的时代，他要读医学专业论文和书籍；在魏则西的时代，很多人用百度。

当李彦宏感到委屈时，请想一想——信任是一种依赖关系，因为分工，我们的某种权益需要经由你来实现，这不就是百度的“简单可依赖”吗？我们依赖，因为相信你的能力和积极的交易结果；我们依赖，因为相信你有信用，也就是以诚实守信为基础、能履行诺言的正面记录。

讲信用的社会才可能是好社会， “ 信任结构 ”(trust structure) 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如同德国社会学家齐美尔所说的： “ 没有人们之间相互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会瓦解。 ”

彦宏，如果今天你告诉我们——不是用竞价排名这么专业的词汇——而是直接说，百度模式是价高者得，凡“推广”都是钱买的；你就理直气壮大声说，百度收入的 94% 都是这样来的（注： 2016 年第一季度百度总营收为人民币 158.21 亿元，其中在线营销业务营收为 149.31 亿元），我们并不会怪你，你没有偷没有抢，是莆田系们自觉自愿的。但从此我们会告诉自己，百度就是一门生意，“不可全依赖”，所托非所望，还要靠自己。既然信任过，就意味着必须承受被伤害的风险，只是今后不该“信就不疑”，而应通过“信任依据”来做判断，比如根据百度的口碑、意图、能力、可靠性、善意等等。只是有一点，今后请不要再说谷歌也是这样的了，网友们有大量搜索对比，我不想再截屏示众。

信用如此重要，一个社会的信用结构究竟是怎样的？什么样的因素可以帮助赋信、增信？什么样的因素会导致失信、降信？

在我看来，一个社会的信用结构可以通过两个层面来观察。

第一个层面，看信用主体是体制性（规定性）的，还是竞争性（响应性）的。 所谓体制性的，就是说没有其他选择可能。 比如，一个国家不可能有两支武警队伍，两个国家电视台。这样的主体，从也是从，不从也是从，不能不从。 所谓竞争性的，就是说有不只一个信用主体在提供服务。

这两类主体的赋信增信方式是不同的。 体制性主体主要靠国家权力和特别规定（如专营），竞争性主体主要靠专业知识、服务能力、市场拓展、顾客响应，等等。 当竞争性主体获得垄断地位时，它的体制性色彩会增加，会更多依靠已有的强势地位而不是更好地响应顾客需求。

“体制性主体”的地位是牢固的，但不是牢不可破。因为顾客可以投票，人是会流动的资本，可以从一个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迁到另一个国家。

社会信用结构的第二个层面，是社会信用的生成和治理。我们会发现，无论体制性主体还是竞争性主体，要建立、保持和增强信用，扩大信任，都要建立好的机制（比如多劳多得，优劳优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内部激励机制），都需要建立好的文化（比如以客为尊，以人为本），都需要有外部的监督、法治规范和对权力的限制（比如央行放水怎么限制，公检法滥权怎么制约）。

一般来说，竞争性主体的赋信增信方式，比体制性主体更令人满意。 彼得·德鲁克曾说，即使是那些最有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人，掌管公共服务机构尤其是政府机构半年以后，“其行为也会变得像最糟糕的混日子的官僚和争权夺利的政客一样”。所以体制性主体要改革，改革方向就是借鉴竞争性主体的做法。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在《改革政府》（ 1996 ）中指出，改革后的“企业化政府”具有下面一些属性：掌舵而不是划桨；把控制权从官僚机构那里转移到社区；在服务提供中引入竞争机制；行为动力不是来自规章条文、而是来自目标和使命；讲究绩效；顾客取向；宁可要市场机制而不要官僚主义机制，通过市场力量来进行变革，等等。

同时，竞争性主体的赋信增信地位，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说过，在工商界，官僚主义的猖獗程度决不亚于政府机关， 世界上 许多大公司同样地陈腐保守和傲慢无礼。为此，公司也需要不断改革，“力求更加灵活，更加革新，更富有企业家精神”（《改革政府》） 。

今年 1 月“血友病吧”事件爆发时，网上流传着百度“贴吧之父”俞军的一段话：“你们怀念我，我怀念 Google 。如果外部压力不够，我回百度也是独木难支。百度的核心问题首先是价值观，其次是激励机制。”百度是竞争性主体，它的很多好产品都是在竞争中打造出来的，但当谷歌离开，当百度事实上拥有了搜索广告的话语权，它的体制性味道越来越浓，客户和百度打交道也越来越难。不只一位朋友说，更改公司在百度百科上的介绍就要半年一年。

李彦宏该如何给百度增信？方法很简单，给布林发个邮件请教一下。如果不愿意，那就内心里当谷歌还没有离开中国，拿这把尺子度量一下自己。学谷歌，百度的信用必定增加，失信必定减少。

读完上节内容的朋友，请和我一起为魏则西事件中的三个角色的信用画像。

【百度】

百度的信用来自“竞争性市场 + 竞争性主体 + 竞争性治理”，但随着垄断地位的加强，信用开始流失。 过度商业化的激励机制、超越精神和自我批判精神的缺乏，使百度偏离善治的情形越来越多。而李彦宏，这个缺乏“德先生”气质的“赛先生”，喜欢拿社会的一般尺度而不是更高标准自量，觉得百度长得还不错，国内哪个搜索的医疗广告不多？即使发生信誉危机，也总觉得是别人负他，而不自省他之负天下。这就加剧了百度变革的难度。而在社会信用的监管方面，有关部门该管的不管（比如参照谷歌的广告标注方法，强化消费者对搜索信息的商业化认识，不把搜索结果“绝对化”），而是管出了一大堆“未予显示”。这不是在给百度增信，是让百度失去“可信赖”的成分。

【莆田系】

莆田系的信用来自“扭曲的市场 + 带帽的竞争性主体 + 短期化的竞争性治理”。 这一方面使莆田系占据了全国 1.13 万家民营医院的 80% ，但也一直备受争议，这次更是声誉扫地。医疗服务是二元产品，既是基本人权保障，是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对公立医院有一系列增信赋能的政策保障，消费者习惯于到三甲公立医院看病；另一方面，医疗服务也是竞争性市场，在供给方面长期存在结构性不足。

今年初我到福州，和人民网福建频道的总编辑商量，今年秦朔朋友圈要和他们一起搞个莆田系调查。他们告诉了我莆田系的缘起，改革开放后商品经济兴起，销售员们四处出差，有些沾花惹草者遂生性病，又无处可治。一些莆田人洞察到了商机。莆田历史上出状元进士多，出医生也多，很多莆田人都学医，是各大医院的骨干。敏感的小商人利用这些人脉，到公立医院租房、租设备、雇临时医生，后来发展到租科室和买公立医院。在顾客引流方面，莆田人从电线杆和厕所贴小广告开始，夸大其词，吹嘘医生背景。等顾客来了，就用三段论话术砸过去，先是“很严重”，然后“有得治”，接着“比较贵”，最后问“治不治”。在此过程中，就会发生 “没病当有病治，小病当大病治”，“多检查，多治疗，多吃药” ，唯利是图。莆田系后来发展出完整的医疗服务、医疗设备和医药生产体系，一个很便宜的药，莆田系药厂会换剂量、名称、包装，重新到药监部门审批、生产，再定向推到莆田系医院，提价十倍甚至几十倍，这就是所谓“莆田系生态”的便利。

从我多年的新闻从业经历看， 凡是扭曲畸形的市场，在供给侧过度管制的行业，一般都会出现很多奇葩。 莆田系发现了性病、整形一类独特的细分市场，用很低俗的方式切入，根本上是因为这方面的供给不足。莆田系不可能得到国家方面的增信，就只能带着公立医院的红帽子，偷偷地来，偷偷地去，怎么会有“百年企业千年庙”的长期打算？由于一开始声誉就不好，有历史尾巴，尽管现在规模已经很大了，不少莆田系医院的设备也非常先进，还从公立医院挖了很多好医生，但他们依然依赖“武警医院”这样的名头。

沙县小吃也是福建的，为什么名字堂堂正正？因为那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信用和信任可以靠竞争优势带来。为什么莆田系给人的印象不好，因为是畸形市场下的蛋。这个市场民营机构的地位很低，政府不为它增信赋能，允许它存在是因为有些空白，公立医院无法满足，边缘业务就让他们填补填补、自生自灭吧。假定一开始就能师出有名，名正言顺，政府也为它们平等增信，情况还是这样吗？我问过很多从公立医院出来、干民营和外资的名医，出来干确实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最重要的原因是没有国家支持，比如在华山医院你可以拿课题、带学生、发论文，不断给自己增信，在民营医院这都没有，有的病人一开始愿意跟你，慢慢就走了。

莆田系急功近利和他们的素质有关，但客观地说 ，既然连个名分都没有，只能挂靠，既没有公立医院得到的“父爱支持”，又没有对未来的清晰预期，那还要什么脸？千方百计挣钱就算了。 而市场监管者，这么多年下来，难道不知道莆田系的问题？难道今天才知道承包、挂靠这种“增信方式”？非也，他们被搞定了而已。要根除莆田系的不良基因，首先要了解，监管者自己到投诉最多的莆田系医院看看病、用用药就知道了。当然，他们不会去，他们有“红本”之利，三甲名医之便，怎么可能去体验“很严重”、“有得治”、“比较贵”、“治不治”这样的莆田医术呢？

由于魏则西事件，对民营医院喊打喊杀的不信任达到了高潮。似乎民办即问题。似乎这个领域就该是公立天下。我不这么看。我的看法是， 越是不开放的地方，越是靠垄断和历史上的存量信用支撑的领域，信用会慢慢瓦解。 世界级名校和名医院有很多都是私人办的，国外有很多私人诊所，医生地位很高，台湾地区也经历过公立、民办医院从“八二开”到“二八开”的转型，不能说民办医疗机构就没有信用。医生的信用在很大程度上是艰苦学习的结果，所以要拿到行医资格很难，是一辈子积累医术的结果，靠的是口碑。我有一位医生朋友，曾是华山医院一个科的副主任，后来去了新加坡的“百汇华鹰”，又去了民办背景的“沃德”。他靠专业吃饭，医术好，医德也好，从来没有过度治疗，我去看病，有时比我想象的要简单很多。魏则西事件中的莆田系让整个民营医院蒙羞，但我相信，正如公立医院也有“天价医疗费”的事件，人们依然趋之若鹜，民营医院的发展前景并不会逆转。市场需要更多元的医疗服务供给主体，这也不会改变。 要是中国一些公立医院的名医能用自己的名义开诊所，我相信他们只会更加负责，而不是像现在，患者排队三小时，医生看病三分钟。

【武警医院】

武警医院的信用拜政府所赐，基础条件很好，但为什么要把科室出租、把信用出租？这是不是意味着，它的服务和激励机制存在很多缺陷？此类由国家赋信的机构很多，就像早期我们认为国企无所不能，国营产品就是信誉保证。最后的结果呢？这么多三甲医院，政府给了这么多支持，最终走上出租之路，情何以堪？！

我心目中的良好的社会信任结构是这样的： 信任和信用的供给更多由竞争性主体的良治来提供，“竞争性主体 + 良治”，良治包括好机制、好文化和法治监督。 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不等于更多地介入微观层面的信用供给，而是要做好三公规则的制定、环境的营造和监督。

对百度人来说，今天是一个痛苦时刻。而长期以来，李彦宏的自负让他很难听得进不同意见，特别是内部的。但我还是希望，百度人要增加对用户负责的意识。搜索是一种技术，但不唯如此。在付费推广信息呈现的时候，要知道，很多用户并不具备信息甄别能力，包括你我的家人。应该尽量让“细菌”少一点。而不是因为所谓对方“资质齐全”，自己就置若罔闻没有责任。中国式资质和证明，呵呵！

如果百度不反省，不超越自己，人们对百度的信任还会继续下降，就像莆田系。高大上的李彦宏肯定看不起莆田系也不会到武警二院去看病，但恕我严苛一点， 如果还是抱着“我没什么错，都是某某黑百度”的想法，莆田系今天的声誉，也可能会是百度的明天。 请记住你们的使命中有信赖二字，请记住： 百度好一点，中国的社会风险会少一点。

对于从百度到莆田系这样的商业组织来说（彦宏很抱歉我把它们并提），即使你有垄断地位，或者有缝隙市场的统治力，都请记住《希波克拉底誓言》中的自律性要求：我愿尽余之能力与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柬一切堕落和害人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与他人，并不作该项之指导，虽有人请求亦必不与之。……我愿以此纯洁与神圣之精神，终身执行我职务。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尤不作诱奸之事。

如果把“诱奸”改为“钓愚”，上述誓言实在值得一读再读。 技术无比重要，但只有信仰牵引的专业服务精神，才能为技术赋信，信用带来信任，简单可循环。 单有技术，或者股东利益最大化意识，那可能走向社会责任的反面，甚至是一种“平庸的恶”（ banality ），也就是自甘于体制化的认同，默认体制和社会本身隐含的那些未必违法、但事实上不正直不道德的行为。 “ 平庸之恶 ” 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 “ 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 ” ，是随波逐流。放弃思考，逃避判断，心无敬畏，躲避道德责任，这些问题不是靠法治就能够解决的，用汉娜·阿伦特的话，司法机构本身也是 “ 社会的、政治的或职业的庞大而昏聩的官僚机器 ” ，很难及时高效并确切地完成责任判断。不是吗？看看中国那些应该担责的监管机构的表现吧。

对政府这个掌握着强大资源的信用主体来说，希望你们的资源和信用的分配，更多基于社会成本的考虑，基于公义的考虑，从构建一个好社会出发，而不是基于身份。 例如，在互联网年代，为了提升全国整体的医疗水平，完全可以把名医院的 know-how 让更多医院分享，这是一种公共性资产，如果能够通过视频、电子文档、移动互联网的方式扩散，就会产生强大的正外部性。就能让基层医院也清楚， 301 医院、协和医院的名医是怎么处理病例的。 政府不要只对有形资源的分配感兴趣，更重要的是投入资源后形成的无形资产、信用资产能否让社会共享。 真的希望监管者自身也能成为社会信用生成过程中的正面的、正直的、建设性的力量。

柳传志曾说，信用比钱重要，甚至比命重要。医疗领域是社会高需求、信用高期待的地方，而优质供给长期不足。原因就是一直陷入医改方向之争，到现在也含含糊糊。医疗如此，教育如此，文化如此，体育如此。一搞民营化，一提开放，就被意识形态困扰，搞成遮遮掩掩、畸形嫁接的民营化。 基础服务、公益性服务要搞，而且要搞好；多元化、多层次、多主体的医疗服务市场同样不可偏废。 莆田系要反思欠缺商业伦理的问题，政府也要反思，为什么不能公平、公正地建立好规则，让更多优质的供给主体进入这个市场并得到平等对待？中国不是没有信任信用的文化基础，为什么现实中，社会信任和社会信用老是出现匪夷所思的问题？

魏则西事件对中国社会是一次强烈冲击。我的担心是，过了就过了，接下来还会发生此起彼伏的冲击。 中国有大国经济，有强势权力，但在善治良信方面的发展并不匹配。 发的货币资本很多，文件发的也很多，而社会资本的发育很慢，在信息传递、互通有无、交易合作、建立信用这些方面，很多症结多年悬在那里。

但我对中国成为一个信用社会、信任社会，一个有信仰、有理想、有正义的社会，并不悲观。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启蒙教育，互联网信息开放所造成的知识流动，经济和市场发展所内生的民主化，都会形成一种倒逼力量，推动中国的新信用建设。

现实不是理想国，但中国需要理想，需要用理想关照现实。 一个政府，一个企业，一个个人，承担的责任越多，可能会越痛苦，但文明就是在这种担当中慢慢演进的。有一段时间了，因为魏则西事件，我们在微信上都过了声讨之瘾。重要的是，我们也需要基于自身职业特征的反思，我们有没有莆田化、百度化、武警医院化的行为？文明的探索，舍我其谁？我们都可以做得更好。

有人说这是一个失去信任、信用、信仰的年代。我并不同意。虽然很多现象确实如此。那么多人参与到魏则西事件的讨论中，他们声讨假恶丑，呼唤良知正义，这充分说明，每个个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看重自己的权利，都不能容忍对社会信任的伤害。这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政府要做的，不是堵，而是也要参与进来，为社会信任结构的优化，点点滴滴去补漏，去夯实制度和监管的基础。

李彦宏和百度在魏则西事件中又交了一次惨重的学费。如果一个公司很有市场地位，而信任、信用这一社会资本却慢慢在缩水，它还是一个优秀公司吗？如果一个企业家很富有，但就是不能对自己以往的形象说个“不”字，不能透彻心扉地反躬自省和超越自己，他的境界就是和他的颜值有差距，他还是让我们期待的、开拓新未来的企业家吗？彦宏，再这么下去，你可能会离企业家精神越来越远。

如果你和李彦宏近距离接触过，会发现他前面的头发漆黑浓密，但后脑的头发有些稀疏。当我看到的那一刻，我想，虽然每次百度的声誉危机，李彦宏都留下沉默无言的背影，但他的内心不会平静，他应该非常纠结和痛苦。 百度的变革与转型压力，百度和社会期待的差距的压力，让这个 48 岁的高富帅越来越疲惫不已。心灵革命说说容易，要超越过去非常艰难。 我没有资格悲悯谁，我只是想对自己的读者说，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性格和境遇，即使意识到问题，想解决，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毕竟，立地成佛者罕，渐进苦修者众。

基于一个独立作者的立场，我对百度和李彦宏有很多批评，但我始终提醒自己， 贬损、辱骂、偏执决不能对百度和李彦宏有所帮助，何况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 百度是李彦宏和数万百度人的，何尝不是作为百度用户的我们的？对百度的问题，不姑息，不犬儒，但同时有建议，有期待，才是持平公正的态度。

2015 年春节，我是在九华山过的。那个时候已经知道会离开传统媒体，但并不知道未来究竟在哪里，所以想去那里为自己赋能。观音、文殊、普贤、地藏是大乘佛教的四大菩萨，分别代表智慧、慈悲、行践、愿力，而最触动我的，就是地藏菩萨“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的境界。这是一种无边的大愿，它来自释迦牟尼佛的交代，“以大神通力方便度化，勿令天人堕诸恶趣”。

“ 安忍不动如大地，静虑深密如秘 藏。 ” 希望地藏菩萨以大愿度人的坚毅和决绝，能够对李彦宏的境界提升有所帮助。希望百度度人之前先自省自度，如此方能成为简单可信赖、不堕恶趣的文明使者。

本文由创业邦（微信公众号：ichuangyebang）授权转载自秦朔朋友圈微信公众号：qspyq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