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野蛮人”启示录(1):1600年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野蛮人”启示录(1):1600年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两年前,在2014年3月的万科春季例会上,万科的总裁郁亮拿出一本叫做《门口的野蛮人》的书——这是一本由华尔街日报记者撰写,描述20世纪“最强悍资本收购”的经典之作,而标题中的野蛮人,指的就是那些有备而来的杠杆收购者。

其实,在当天的会议一开场,郁亮就谈到了20多年前他亲身经历的那场“君万之争”(1994年,持有万科3.4%股份的君安集团联合几个大股东突然发难,要求改组当时的公司董事会),并且评论说:“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找到了君安的一个破绽,几乎没有胜算的可能,万科可能就被这些野蛮人拆分了。”

在如此会议上提及此事,其实正表明了万科管理层对万科股权分散现状的担忧——按照当时的报道,郁亮其实明确说过,“只要200亿”,万科就可能被其他股东控制:要么获得绝对控制权,要么取得相对大股东地位,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来捣乱。

只是在当时,恐怕谁也想不到,当初的担忧竟然会在一年多后全变成现实。

自2015年7月开始,宝能系通过各种方式持续增持万科股份,并在2015年12月成为了万科的第一大股东,此后双方更是你来我往持续达半年之久。2016年6月26日万科A晚间发布公告,公司股东钜盛华及前海人寿向公司发出的“关于提请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召开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提请提案罢免王石、郁亮等共计12位董事成员。

今天万科复牌,股价跌停 ( 如下图所示 )。

“野蛮人”启示录(1):1600年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故事仍旧没有结束,万科股权之争却早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最令人关注的事件,其引发的争鸣更不在事件本身之下。人人都在谈论万科,有的人不乏利益纠葛,有的则纯属冷眼侧目,但无论如何,多数人仍喜欢的是定性与站位,却未能对这一事件本身与其本质进行更多的探究。

本文的角度就是想要避开眼前的的股权之争,转而回溯至1600年前,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从对“野蛮人”的形象复原中寻求启示。 我们 不想讨论股权之争的双方对错,相反,我们在这里想要做的,是抽丝剥缕,是从历史中寻求理解现实的角度:“野蛮人”到底是何面目?那些被称为“野蛮人”的资本又是如何一次次征服世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待他们的“野蛮”?“文明”到底为何物?

今日推送的是这篇《“野蛮人”启示录》的第一部分。

一个下贱的野蛮民族竟然敢于干犯世界的首都,贵族和人民一开始不免感到惊诧和愤怒;然而他们的这种傲慢情绪由于不幸的遭遇很快就收敛起来;而他们的缺乏男子气概的愤怒也没有转化为对武装敌人的反击,却只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使自己平白做了牺牲。——爱德华·吉本

将“野蛮人”指代杠杆收购者,尤其是那些看来带有“恶意”的杠杆收购者,源于1989年出版的经典商业著作《门口的野蛮人》。该书描写的是大名鼎鼎的杠杆收购公司KKR以及其他多方竞购RJRNabisco的精彩故事,不但著作本身畅销,更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虽然书是由两位华尔街日报记者所著,但是书名却源于当时KKR的对手之一Theodore J. Forstmann,后者是一位KKR利用垃圾债券融资进行杠杆式收购的极力反对者。

但门口的野蛮人这一称谓本身却并非Forstmann所发明,实际上,“野蛮人”这一词汇在西方一直有着古老的含义,其历史可追溯到西方法治与政制精神源头的古代罗马帝国,而对于曾经入读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博士Forstmann而言,“野蛮人”对古罗马的洗劫想必也是他极为熟稔的历史(如图所示)。

“野蛮人”启示录(1):1600年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电影《门口的野蛮人》截图

“野蛮人”启示录(1):1600年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电影《门口的野蛮人》截图

罗马帝国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在帝国建立的最初几个世纪,得益于几位有为君主的文治武功,罗马帝国国运昌隆,可谓处在一个“黄金时代”。但在此以后,自居为“文明人”的罗马人却开始不断受到他们所称的“野蛮人”的侵扰,而这些所谓的“野蛮人”范围其实非常之大,笼统而言,基本上所有非罗马人,包括日耳曼人,匈奴人等等都被称之为“野蛮人”,正如当年的中原古国,将所有边疆民族称之为“蛮夷”。

这种“侵入”在公元5世纪初逐步走向高潮。来自西哥特的国王阿拉里克带领着自己的族人数次包围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罗马,并于公元410年洗劫了这座城市,抢走了其中的所有能带走的值钱之物。

这是800年来罗马城第一次被洗劫。但不幸的是,对于罗马而言,这只是一个开始,此后的几十年中,这座城市又被不同的“野蛮人”洗劫三次,最终于公元476年,蛮族首领废黜了罗马的末代皇帝,西罗马帝国也就此画上了句号。

“野蛮人”启示录(1):1600年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公元410年,“野蛮人”洗劫罗马城

“野蛮人”启示录(1):1600年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汪达尔人( The Vandals )是另外一次罗马之劫的始作俑者,对他们的称谓至今仍然是“破坏他人或公共财物者”的代名词

“野蛮人”之所以“野蛮”,除了其非我族类的特质,也在于被认为是无法被“文明”所驯化的一群,例如他们虽然占领了罗马,却在洗劫之后就决然离去,毫无留恋。但是对于罗马人而言,“文明人”就是如古罗马政治家塞涅卡所说的,“不论征服了任何地方,他也便在那里住下”。与“文明人”相比,“野蛮人”只攫取,不施予,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掠夺成性的名声也由此留在了历史之中。

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历史学家吉本将这些“野蛮人”称之为凶恶好斗、“随时急切渴望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的一群,并称他们的世界“经常处于战争冲动的冲击之中”。但是,在将罗马帝国之死视为蛮族的胜利的同时,这位历史学家也同样对罗马人抱着“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态度,毕竟,一个坚固的城池,如果不是内部有问题,那么即便敌人再强大,也不是那么容易攻破的,更何况,罗马遭到洗劫,还是拜城内人主动开门迎敌所赐。

“一个下贱的野蛮民族竟然敢于干犯世界的首都,贵族和人民一开始不免感到惊诧和愤怒;然而他们的这种傲慢情绪由于不幸的遭遇很快就收敛起来;而他们的缺乏男子气概的愤怒也没有转化为对武装敌人的反击,却只是不起任何作用的使自己平白做了牺牲。”当记述阿拉里克第一次包围罗马时,这位历史学家忍不住做出如此的评论。

在谈论“野蛮人”入侵对罗马文明的伤害之时,吉本看到了罗马帝国本身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内部权力的争斗,军队的松弛,这些都使得国家本身力量受到削弱,与此同时,更为严重的是内部贵族的腐朽与普通民众的安于享乐:贵族们“把自己的财产挥霍在无比奢华的生活中,在无止境的放荡生活中只感到无聊至极”,“他们竞相争取空洞虚化的头衔和称号……狂妄地希望使自己的名字永存。” 另一方面,罗马平民不仅遭受深重的压迫,与贵族过着天壤之别的生活,更因此变得贪图享乐,只热衷于某些淫秽与俗丽的场景。

如此种种,让历史学家不禁生出感叹:其实我们应该感到奇怪的,并不是罗马帝国为什么会灭亡了,倒应该是它为何存在的如此长久。恶习的沾染,纪律的松弛,制度的不公,法律的废弃,这些都难怪会导致整个罗马世界最后为“野蛮人”的洪流所淹没。

如果说吉本这种自省的分析仍然是以“文明人”、罗马人自居,那么当代的学者则对“野蛮人”这样说法本身提出了质疑。 例如《罗马帝国衰亡史》节编本的编者就说,假设换一个角度,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些入侵者其实并非全都是以破坏为目的,“而常常只不过意在亲身进入古代文明的美好的领地而已。” 而且,这些人也的确给希腊、罗马带来了新的,能够改进欧洲人生活的东西。

这种说法并非没有道理。在历史之中,这些所谓的“野蛮人”入侵其实并非罗马帝国衰亡的根源,而只不过是促成了帝国衰亡顶点的到来。

“野蛮人”在洗劫之中虽然尽情展现了贪婪,但从历史上看,他们并不是那种大开杀戒的屠夫,相反,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对相对“先进”的文明仍存有几丝敬畏之心:在洗劫之中,他们抢走了人的财富,却尽量不去杀害无辜民众;虽然多数建筑中的财宝被洗劫一空,但建筑本身、尤其是有宗教意义的建筑都得以保留。作为“野蛮人”一部分的日耳曼人等甚至逐渐在欧洲的土地上定居,并且逐渐从部落发展出自己的文化与文明。

“野蛮”与“文明”之间也并非固化,隐藏于“文明”中的“野蛮”虽然不常被提起,却不见得没有造成巨大的伤害。正如吉本所说,“阿拉里克由多瑙河边领来的野蛮人所造成的破坏,远不如那自封为罗马皇帝的正统基督教君主查理五世的敌对行为所带来的破坏为烈。” 在1000年后,坐着船开拓世界的西班牙船队穿过大西洋,发现了美洲大陆,在把文明带入新大陆的同时,他们却用比“野蛮人”更为野蛮的方式洗劫了这片土地上的土著居民;又过了400年,英法联军洗劫并火烧了东方的夏宫——圆明园,而在西方的论述之中,这不过是西方文明对古老腐朽帝国的一次报复和教训。

“野蛮人”启示录(1):1600年前的罗马帝国衰亡史
洗劫罗马的“野蛮人”头领阿拉里克,在征服罗马6天之后他就再次踏上征途,却死在途中。

如果说在古代,将拥有相对先进文明的族群将非我族类视为“野蛮”是一种常态,那么其实按说在当今时代,消除这种非此即彼的观点实在应该是人所共知的道理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即便是在全球化的今日,全世界之间仍旧在各个层面存在着差异甚至对立,而差异或者对立就难免产生先进与落后,野蛮与文明的无休辩论甚至导致失去理智的行动。很不幸的说,我们的世界几乎每天还在上演着“野蛮人”与“文明人”的斗争,而这其中谁是谁非,恐怕只有到具体情境之中,大家才能各自有所结论。

但即便如此,历史学家吉本仍旧给了我们一些良言与警示,譬如他说,单一的头脑,其想象力或者理解力再厉害,也不过是稀有的,相反,法律和政策、贸易和制造以及技术和科学所带来的好处却更为牢固更为长久。这种从1600年前的历史中所获得的教训,想必对我们今天的行为仍有一定裨益。

的确,正如史蒂芬·平克在其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写道,“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已经没有‘体面的’欧美民主国家会卷入战争之中”,人类之间的相互暴力在很大程度上因为法制、贸易以及科技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少。但是在暴力之外,“野蛮”与“文明”的对话却在一些更为具体的领域引发起纷争——在二战的几十年后,资本如一头被政府管制已久的巨兽,逃出牢笼,开始在商业与金融这个新的战场上掀起一次又一次巨浪,新的霸主不断替代旧的霸主,而与此同时,镰刀也在一遍又一遍的收割庄稼,而且正如当年洗劫罗马的阿拉里克狂妄的预言:

“干草越密,割起来越方便”。

明日请见《“野蛮人”启示录(2):疯狂的年代》。

正文到此结束
Lo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