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躺在病床上的罗一笑，究竟在为谁买单

24小时内，“罗一笑事件”已传遍了朋友圈，并和多数社会热点事件一样，通过一再的反转挑动着大众脆弱的神经。

一开始，我曾经想过尽可能简单的，不带感情的描述这件事情。但我发现，仅仅不到一天的时间里，这件事已经不可能，太多的细节和谣言，已经把这事从最初的公益事件，迅速失焦，变成了一场横跨多个领域和人群的舆论烂账。

在这场糟糕的舆论战里，没有赢家，无论是公众、小铜人、罗一笑的父亲，还是医院，都遭到了质疑。尤其是在病床上的罗一笑，她几乎不知不觉中被人扯入了一场巨大的舆论漩涡。经历了反转，再反转，又反转。我们希望她早日康复的同时，也希望这些大人世界里的负面与口水，能离她此后的人生之路远一些，再远一些。

和罗一笑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仿佛成了许多近期的网络公益慈善事件的一贯走向：一个人在网络上要求捐助，幸运成为了爆款。看上去皆大欢喜，然而没过几天，被捐助者就被发现了黑点。紧接着是被质疑，人肉。不到几个小时，舆论迅速反转。当初支持的人迅速变为痛斥者。政府和公益机构出来辟谣。最终舆论平息的时候，捐助的本意已经忘掉，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注脚。

有时候这样的机制是有效的，比如知乎的 “ 童瑶事件 ”，但是更多的时候，它实际上意味着双输：被捐者的形象自不必说，捐助者的善心受到了挫伤，更重要的是，每一次这样的黑色事件出现，都在把整个社会的善心成本往上提高。慈善渐渐变得被污名化。

表面上看起来，这应该是被捐助者的品行导致的，但是细究一下，罗一笑的父亲所做的事，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说，虽然有不合理的地方，但也可以理解：筹钱筹的越多，罗一笑的获救希望就越大。于是他采用了寻找营销公司，发动群众的方式来筹款。结果也是对的，他获得了足够多的资金。至于他的争议点：三套房，两辆车，基督徒（当然，他已经做了许多解释）。从父亲的角度，他不能说 —— 这样势必会影响他在众人眼中的 “ 同情度 ” ，从而减少筹款。他必须硬挺着支持下来，并且装到底，不幸的是，他失败了。

我能想象他的冤屈：在他看来，他只是玩了一套在互联网中被很多人玩的游戏规则。问题是，在慈善领域，这就不是一个合理的游戏规则。糟糕的是，这个游戏规则正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甚至成为慈善的新的黑色潜规则。

我们来看看慈善为什么会成为这样的一种状况。最初，基本的慈善是通过官办的公益组织。例如红十字会。然而很不幸，在一系列事件之后，这些公益组织的公信力几乎成断崖式崩塌。而民间有影响力的公益组织，又因为种种问题难以被正规化。于是，这种社交媒体+众筹的方式进行公益，就成了许多人的选择。

社交媒体方式进行公益，有一些好处，它看上去很透明，因为我们直接可以看到受助者，直接跟再加上煽情的文字，比中介机构的说明无疑更能打动人，有更强的说服力，筹到更多的款。

但是问题是，社交媒体缺乏公益最基本的一点：信用。在公益领域，“ 信用 ” ，就是表明，我捐助的钱，能够被用到所需要的地方去。我对其捐助的对象的状态有了解。在慈善组织的年代，这种信用是由组织来背书的。但是在众筹平台出现以后，这一中介机构的功能事实上就被取消了。剩下的是捐助者和被捐助者一对一。

为什么被捐助者没有了信用？因为不像组织，需要考虑多次服务带来的长期声誉，被捐助者可能仅筹一次款就可以消失不见。何况，待帮助者的数量要比公益组织要多得多得多，没有人能够了解他们是谁。于是公众决定捐谁不捐谁，就无法再核实信用，而选择一种看上去跟信用非常类似的东西 “ 身份 ”。

社交媒体中的 “ 身份 ” 是个很复杂的东西：它不光包括你是谁，更重要的是，你有多少粉丝，多大传播能力，多少话语权，你能够运作多少人转发 —— 这在别的方面上是可靠的。你的内容质量越高，转发的人越多，给你提供背书的人就越多。这有点像竞技场，人人都有入场券，但只有最有能力的一部分人留下来。

有人问营销为什么不合理，实际上问的就是这种机制为什么不合理。竞技场机制在别的方面 —— 比如内容创业方面，是有道理的。它促进了好内容的优胜劣汰，因此是个正确的机制。但是放在慈善上就不合理了。因为慈善的服务对象实际上是什么？是捐助弱者，关注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而身份恰恰是弱者所不曾拥有的东西，这些人除非天降贵人，否则在传播能力上恰恰处于极大劣势。举个例子，大家都会骂罗一笑父亲有了三套房，在媒体供职，拥有大量人脉，和营销公司老板是好友还来要捐款是个可耻的笑话。可是有没有人想过：如果罗一笑父亲没有这些，你会知道罗一笑是谁吗？（比如罗一笑的病友，你知道是谁吗？）

当然，真正的急需帮助的人也不会坐以待毙。因此我们浏览网站，看到许多的重复刷屏的类似的伸冤、得病、捐助的文章。也看到有些病人为了获得捐助，用种种办法作秀吸引媒体注意。这种比谁更惨，比谁更有名，更有传播能力的残酷的注意力挑战赛逼得人是出浑身解数，因为失败的人面临着死亡 —— 生理意义上的死亡。

那么那些真正成功的人呢？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好过。强调 “ 身份 ” 的结果是，他们的人生，职业，将从此与这件事绑定在一起。因此，获慈善捐助者，将会一直被置于大众的监视之中。任何一点瑕疵，都会被拿出来细数。问题是，这些监视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而往往是建立在道德上的一种粗暴的对私权的干涉。受捐助者是否能够买车？受捐助者是否能够买房子和出国旅游？受捐助者能否利用余款进行二次捐助？这些细节的拷问会让人精疲力竭，但又是舆论场极好的火引子。极具讽刺的是，对真正诈捐的人来说，他们只要脸皮够厚就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只要不是100%的诈骗，个人难以被不当挪用善款而被起诉。吃亏的只是大部分真正心怀善心的人和整个社会。

我不愿做悲观的预言，但类似的事件恐怕短期内不会停止。这种现象一定会成为一种新的产业链它通过量身定做，设计特定的捐助传播方案，然后抽取佣金。这个局面看上去是一个新的网络环境下的状况，实际上是一种旧套路的互联网+ ：首先，是普遍的公共服务，社会资源（包括良好的医疗保障，透明的舆论监督）的缺位，其次，是把这些责任通过反规则的方式（公众募捐和社交监督）推卸出去。最后，这种反规则的方式必然会制造出新的，不体面的操作方式，比如说慈善营销。它最终走向一种司空见惯的路数，那就是 “按闹分配” 。

想要打破这种规则，就必须恢复信用，找一家能够信得过的，有足够专业性和公信力的机构，由它进行代理。网民和媒体对机构进行监督，而不是对个人进行直接的监视。然而放眼望去，无论是官方公益组织，民间公益基金会，网络公益平台，没有一家能够真正承担起这种失落的信用。更糟糕但是，目前来看，没有什么人认真解决。它好像比单个受捐助者家里有几套房，上一次离婚的理由是什么更不重要。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或许是下半场互联网的经济一个机会。互联网经济在此前的资本经济，内容经济之后，信用经济也许会成为下次的风口。最起码，联想到才过去的芝麻信用风波，如果真正意义上，社会信用较高（当然，不能仅仅是消费能力较高）的人，能够获得的是更多帮助机会而不是更多女大学生福利，或许对于纠正慈善乱象会有一定帮助。

只是，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我们要牢记，罗一笑，或者她潜在的病友，正在为所有这一切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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