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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到了互联网上，很多人就不会感到羞耻？

菲尔曼·德布拉班德尔（ Firmin deBrabander ）是美国马里兰艺术学院（Maryland Institute College of Art）的哲学教授。他在 2015 年出版了著作《枪支能让我们自由吗？》（ Do Guns Make Us Fre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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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上网的时候，身上都会存在一种众所周知的矛盾现象：我们知道自己被监视着，但又不把来自 Google 和政府邪恶的监控放在心上。什么东西太过私密，太过真情流露或者太过陈词滥调而不适合上传到应用程序或者与社交网络上的粉丝分享？这个领域范围始终在变化，而且不断收缩。数字时代的众多产品和服务令人眼花缭乱，它们能为我们提供魔法一般神奇的便利和连通性。面对这些“数字玩具”，大多数人选择屈服。正如加里·施特恩加特（Gary Shteyngart）在 2013 年发表于《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的一篇报道中写道：“丰富的数字产品令我们头晕目眩，因此觉得个人隐私是一种愚蠢而无用的东西。”

我不是说社交媒体控制了我们的自我意识，也不是说我们在网上的形象真实而没有丝毫伪装。生活在专制国家的人民或者社会上那些知道自己注定会成为其他人攻击对象的少数族裔上网时充满忧虑，担心自己的言行会引来麻烦。我觉得这种情绪的存在非常合理。我想要表达的观点很简单：数字媒体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隐私和羞耻这两种概念的理解。同时数字媒体以一种出人意料，看似矛盾荒谬但却又合理的方式实现了这个目标。

比如，我对缺乏隐私这件事有着颇多的抱怨，但我又愿意定期出卖隐私以换取便利。我再也不用不断寻找餐厅，也不需要猜哪一家的味道最好：Yelp（美国点评类软件，类似于大众点评——译者注）能给我答案，然后给我提供前去心仪餐厅的路线图；Google 地图能给我指出前去目的地的最快捷路线；在必要的时候，Uber 司机还能利用大量隐藏很深的小路把我迅速送达；我再也不需要记住朋友的生日因为Facebook 会用推送给我提醒，而且坚持引诱我更新状态以提醒他人我的存在。为了能够使用这些方便的应用程序，我只需要向各大企业提供自己位置、爱好、信仰等信息，以方便他们在需要的时候随时调用。

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 1975 年的著作《纪律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一书中写道：“能见性是一个陷阱。”他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允许自己被别人监视，同时又学着监视别人，这两种行为都是既诱惑十足但又充满危险的。他利用 18 世纪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提出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做例子。在这种监狱里，中央监视塔里的人可以观察到所有犯人的一举一动，但是囚犯却看不到中央监视塔中的情况。在不知道是否被监视以及何时被监视的情况下，囚犯们不敢轻举妄动。通过这样的设计，囚犯从心理上感觉到自己始终处在被监视的状态，时时刻刻迫使自己循规蹈矩。这就实现了“自我监禁”——监禁无所不在地潜藏进了他们的内心。边沁的想法是这样的：“囚犯道德改良→健康情况改善→监狱产业发展→命令广泛传播→社会负担减轻。”

为什么到了互联网上，很多人就不会感到羞耻？

福柯认为，圆形监狱的运作原理与全社会进行自我监控的方式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之处。他说，在充满监视的情况下，针对人们身体进行的强迫和压制手段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人们可以实现自我监督。他们不知道监视者的一举一动，不知道监视者具体要寻找什么，也不知道违反规则的惩罚是什么。但是，人们紧张的心理和脑海中的想象使他们顺从和听话。福柯表示，在这种情况下，精细却没有痕迹的监视已经对社会有害。所以，社会中的“光明”便荡然无存。

社会上的个体不仅接受了这种形式的纪律。在监视消失于无形之后，每个人依旧愿意保持原有的状态。这样一来，每个人就成了对自己进行审查的审查机关。即便如此，他们依旧幻想着拥有自由和自决的能力。福柯说，监控和监视让权力“多样、不易被察觉且无明显特征”。自上而下的暴力威胁减少，“关系网”导致的顺从增多。福柯设想中权力的概念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在 1930 年著作《文明及其缺憾》（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一书中描写的人类灵魂中“超我”（super-ego）的作用非常类似：它们都是社会用于对个体进行压制、控制和教化的工具，“好像被征服城市中的驻军一般”。

所以，福柯会怎么看如今的数字媒体时代？现代社会之所以充满监控和监视且监控力度不断增大，新技术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很多方面来看，这种监控模式就是圆形监狱的典范和代表。美国理论家伯纳德·哈考特（Bernard Harcourt points）在 2015 年出版的《暴露：数字时代的欲望和违抗》（Exposed: Desire and Disobedience in the Digital Age）一书中指出，“充满监控的国家”这种描述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需求。他更愿意谈论“有触角的寡头政治”（tentacular oligarchy），比如利用大量优势地位来对我们进行监控和探查的公司。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中有同事，有熟人，也有社会大众。他们也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福柯的核心观点是这样：这种监控令人不安，不仅仅是因为公司和国家可能利用我们的数据做各种事情，更是因为监视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充满毁灭性的力量。它有能力在我们充分认识清楚问题之前影响我们的行为，强迫我们与他人一致。

不过，福柯的观点存在问题。互联网中不存在“中央监视塔”，我们不需要铁一般的证据来证明公司和政府之间存在密谋也知道自己在上网的时候被各种力量监视。我们似乎时时刻刻都在监控之下，但暴露自我和隐私的行为却丝毫没有停止。是我们被纪律洗脑太深，以至于“监狱守卫”撤去了“中央监视塔”？还是这社会上有其他什么别的力量在影响着我们？

就在不久之前，我们认为互联网也许有能力为 21 世纪塑造一个新的公共空间——有一个强健的数字城邦。我们希望这个新的空间能够替代原本破败荒芜的实体场馆和支离破碎的都市环境。的确，社交媒体也许为中产阶级的自尊画上了句点。但它不是也给了人们坦诚和开放的勇气，使人们从压抑中释放自我，不畏羞耻的说出心里话吗？福柯认为，大规模监控会压抑言论和思想的自由，使得被监控者服从和合作。但也许社交媒体给人们灌输了力量，使他们能够反抗这种强迫。我们也许成为了哲学家从苏格拉底时代就期盼出现的那种民主社会公民：为了探讨和辩论，人们愿意暴露自己的生活，愿意丝毫没有隐藏和保留。

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大选中扮演了反主流政治的另类右翼角色，而大量愤世嫉俗的人民对他充满了支持。如今，将特朗普的胜利当作是证明我们都是民主社会公民的反例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社交媒体提供的公共空间通常发挥的更像是私人场馆的作用。在这里，人们知道监视着自己的人（尤其是所谓的网络恶魔）会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在网上可以畅所欲言，无需承担相应的责任，好像我们可以享受到技术带来的保护一般。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和能够联网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自动拥有了民主所要求的有效且彼此尊重的合作、协商与发言。

如果柏拉图（Plato）看到互联网上如此缺乏羞耻心，他一定会感到忧虑和惊慌。他认为羞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情绪，是从事哲学事业和本着道德良心行事所必不可少的元素。在柏拉图著名的演讲里，苏格拉底身边总是充满了抱怨的人。这些人称，苏格拉底的智慧使他们感到羞耻。接下来，柏拉图就会开始论证为什么他认为羞耻心至关重要。在《会饮篇》中，醉酒的阿尔西比亚德斯诉说他对这位哲学家的爱恨交织：“我知道，（在他面前）我无法直接说我不愿遵从他的要求，但是，当我离开他后，庸众的热情却让我如此受用。”

有了羞耻之后，我们就应该更好的了解规则，但却又藐视规则。柏拉图对道德知识的观点正是如此：我们已经拥有了道德，也知道如何才能过上正直和满足生活的正确途径。但我们却仍不时忘记这个高贵的目标而走上歧途。对于柏拉图而言，羞耻是一种力量。它能在我们知道顺从是错误做法的时候抵抗想要顺从的想法。羞耻使我们能够真诚的对待自己，忍受苏格拉底的讽刺，并感受到讽刺言语中蕴含的道德。柏拉图认为，不知羞耻之人便是欲望（物质、权力、名声和尊重）的奴隶。这些欲望是残暴专横的，因为从本质上来看，我们永远也无法满足自己的这些欲望。

不过，福柯在 1976 年出版的《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一书中表示，羞耻对解放本性的作用没有那么大。他强调说，西方文明用忏悔这一工具压抑了性。这个过程中就包含了批准豁免和羞耻心。他说：“人类成为了一种忏悔动物。”从天主教的圣礼开始，人们便要求祈求的教徒暴露灵魂，挖掘内心深处的东西并全盘托出所有丑陋的想法和行为。这是神父净化信徒的唯一途径，也是信徒享受上帝恩典的唯一法门。通过忏悔，神父能够减轻你的罪行，惩罚或者批准你的某些行为。

福柯说不久之后，忏悔的习俗从宗教界转移到社会之上，成为了一种世俗行为。于是在忏悔文学、医疗检查和心理分析中，我们时常可见忏悔的存在。不过所有这些忏悔都秉持着同一个原则：帮我们明确正常事物和可接受事物的界限，帮我们理解可耻与离经叛道的范畴。福柯写道：“如今，忏悔的责任已经转移到很多其他领域，并在我们思想中生根发芽。这种想法根深蒂固，以至于我们都不再觉得它是一种限制我们的力量。相反，我们觉得原本隐藏在本性最深处的真相和真心只需要表面行为便可以得到。”

忏悔使人解脱，因为它看起来好像使我们卸去了羞耻带来的重担。忏悔也能展现民主的优点，比如《圣奥古斯丁的自白》（St Augustine’s Confessions）中所体现诚实、勇敢和谦卑。对于认同福柯观点的人而言，告解和忏悔永远是一种渠道。我们总是向一种权威（无论是真实存在还是想象之中）坦白心声。当人们在网上发帖时，他们说写的东西总是给一部分人看的。换句话说，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在社交网络上发帖。

有些东西看起来无耻之极，但实际上可能恰恰相反。粉丝的认可已经取代了神父的权威。换言之，粉丝的认可发挥了苏格拉底所谓道德良心的作用。人们向自己的粉丝坦白一切，希望借此确认自己的需求是正常的，想法是正确的，怪癖是可以被人欣然接受的。如此一来，人们的之间的相似性越来越高，在互联网上分享各自见解和开展对话的空间则被压缩。

当权之人总是希望有一种东西能使统治下的人民暴露内心，展露出福柯所谓的“每个人内心都藏着的黑暗的片段”。这些藏在人们心中的东西十分危险，而且会疯狂膨胀。如果想统治人民，统治者就必须了解我们心中的黑暗，并将我们驯服。将人们分隔开来进行压制，引诱我们进行自我管理是最好的手段。想要实现这一点，统治者只需要让我们暴露内心并许诺可以给予赦免即可。

翻译糖醋冰红茶

题图来自《马男波杰克》/《黑镜》

原文 http://www.qdaily.com/articles/367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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