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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CEO库克:怎样才能跻身中产阶层?掌握这项技能很重要

过去,制造业是通向财富的钥匙,而未来,编程将是开启中产阶级的金钥匙。

这是苹果总裁蒂姆·库克为未来的年轻人指明的奋斗方向。

9月20日,蒂姆·库克出席在纽约举行的首届彭博全球商业论坛,与金融类新闻社“彭博社”创始人、纽约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也译作迈克尔·彭博)一起接受彭博经济周刊主编梅根·墨菲的采访。常人眼里,库克是标准的技术男,很少涉及政治,但此次访谈中,在移民问题上,库克激动地说如果他是一个国家的领袖,他会恨不得垄断世界上所有的优秀人才,而非把他们拒之门外。“苹果的核心理念就是改变世界,很显然如果你无视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些,你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世界的。对于CEO来说,沉默就代表着赞同,如果你看到有些事情是不对的,沉默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库克指出了缔造一个伟大帝国的决定性因素,也为未来年轻人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如果希望跻身中产,学会编程很重要。

在谈到自己的终极目标时,库克的回答是——只希望人们说他是一个善良而又正派得体的人。

苹果CEO库克:怎样才能跻身中产阶层?掌握这项技能很重要

今天能够邀请到二位,真的是非常荣幸。我们今天想谈谈与在座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几个事情。我们要谈谈私营企业与公共部门在解决社会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应承担的责任,包括道德责任、社会责任等等。今天的世界面临着很多的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以及很多新浮出水面的问题,因此私营企业也不得不承担更多的责任,扮演更多的角色,这不仅仅在美国,也在世界其他国家。我想先问问库克先生,很多时候,政府的反应不够迅速,而你在弥补这些空白上做了很多的努力,在如今的局面下,你是如何定位苹果的,作为一个影响无数人生活的企业的领导,你个人又有怎样的责任?

谢谢这次大会在这个重要的时刻将大家聚在一起。我认为真正有价值的其实是人才本身,公司只不过是因为将不同的人才聚在一起而有了存在的价值。所以,作为一个企业的CEO,首要职责是描述你公司的文化和价值观,并引导大家在此基础上不断前进。

肯尼迪总统曾经说过,希望从别人那里获得多少,就先给予别人多少,其实这句话来自圣经。苹果到今天之所以能取得一些成绩,是因为我们有着强烈的责任心去给予和回馈,希望更多的帮助解决一些巨大的社会难题。

我们一直在试图找出政府所努力解决的问题,努力找出社会存在的主要矛盾,用我们已有的技能去解决一些我们能够解决的问题。有的问题,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我们没有相应的技能。但是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和政府联手合作,加强解决问题的能力,有的问题我们可以靠自己来解决。

布隆伯格先生,下面我们来谈谈气候变化的问题。在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的时候,我们建议私营企业应该团结起来,承担改善气候的责任。作为纽约的前市长,您曾与无数的政府官员和公司打交道,让他们保证尽自己的义务,达到环保的要求,但是一旦有分歧出现的时候,很多问题都会随之而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才能让大家再次团结在一起,为解决这些问题而努力呢?

苹果CEO库克:怎样才能跻身中产阶层?掌握这项技能很重要

我特别同意库克的看法,公司其实就是人才的集合体,他有责任为社会做些贡献,以保障自己员工的生存环境。其实员工很重视企业文化,当我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我会听取员工们的看法,我会询问我们客户的建议,也会咨询我的家人。

墨菲,你说得对,这也是我们在三次竞选中都获胜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我和纽约的人们有很多相同点,其实我们很不同,我很有钱,又在一个没有很多共和党人的城市代表共和党参选,最终我们还是赢了,因为人们相信我在真正努力把大家团结在一起。

当谈到气候变化,首先付诸行动有利于公司的经济;其次,公司在招聘的时候,可以向员工强调公司在气候变化上做出的贡献,比如彭博的盈利都会进入彭博慈善机构。

不过,我真的认为公司是有义务去回馈他所在的城市的,我们是这些城市的客人,他们却给了我们开店的优先权,让我们赚了钱,我们欠他们的。彭博在170个城市有分部,我们让员工走入当地的学校去做学生的人生导师,或者支持当地的慈善事业或者捐款赈灾,我两周前就在圣约翰岛和圣托马斯(美国维京群岛地名)。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我特别佩服库克的一点就是他不仅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他还愿意走出去,不是只关注经济利益。

库克,我们来聊聊移民问题吧,这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也是整个世界面临的挑战。你曾公开希望政府放松对高技术员工移民美国的要求;另外,在政府宣布废除 “童年入境暂缓遣返”(daca)计划的时候,你曾发推特说你要和为苹果工作的 250名daca员工站在一起,他们值得我们尊重,值得拥有和我们一样平等的权利。这些是你的员工,你称他们为与并肩作战的邻居,你们与政府的交涉现在到了什么地步了?

我们在很努力推进这件事情。我觉得移民问题可能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里最为严重的一个,因为这个牵扯到我们美国的根本价值观,在衡量我们是否在依照伦理道德行事。

当我听到政府开始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是非常震惊的,

就是这么简单而又直接。在移民问题上,

上周日,我去了埃利斯岛(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岛西南的一个小岛,1892至1943年间曾用作移民进入美国的检查站),我想体验一下来美国的感觉。大厅里有一些20世纪初保留至今的椅子,坐在那里,你真的能够感受到房间里的人们,你可以感受到他们的焦虑与希望。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源于此,也许不是埃利斯岛,也许是佛吉尼亚,我们家就来自于此,但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于世界的某一个角落,我们都是美国移民的后代。

。这些年轻的daca (“童年入境暂缓遣返”)也许并非合法入境,但他们并没有犯罪,相反,我们极度需要这些人。现在令我焦虑的是,我们在美国和伦敦的办公室,有一些员工说“我会呆在彭博,不过想转到其他国家的部门里,因为我们在这里不受欢迎”。

这是当前排挤移民的政策下和言论下所发生的。这些排外言论是有影响的,也许不会立竿见影,但最终会伤害我们。

正如两位所说的,我们现在面临着极大的挑战。那么你们是如何进行自己的资源配置的,如何决定你的时间、精力、慈善基金应该优先投到哪些方面,是移民问题,是国际贸易还是气候变化?

有时候,私营企业可以做一些政府不能做的事情,而政府也能做一些私企无法做到的事。我前几天去圣约翰岛和圣托马斯岛,是因为我们的一个合伙人,在那里有栋房子,飓风之后,他打电话给我说情况简直糟糕透顶,他们需要医药,食物,电力等等,问我能不能帮什么忙。于是我用飞机把一批有相关经验的员工送去那里,虽然我们知道联邦应急管理局会来,联邦政府也会来,他们也会出色的完成任务,但是政府的一个弊端就是效率低,因为整个机构是庞大而繁冗的,他们还有好多保守政策来保护人民的财产。

私企反而能够很快的进行反应,这就是为什么私企有较高的创新力,我们把我们的员工送过去,等他们到达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解决问题的对策了。我们的运行方式与政府不同。于是我们为那里带去了药物,后来他们又遭遇了一场飓风,我们运送了更多的员工去帮忙。

所以回答你刚才问的问题,你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其实很多事情你无能为力,要由政府来解决,比如我们不能保护国家免受恐怖分子攻击,但我们可以游说政府提高人们的教育水平,说服政府在气候变化上有所作为,或者说服国会收缴青年人以及有心理疾病的人的枪支,再比如关闭燃煤发电的计划等等,这些是私企可以做的,甚至可以比政府做的更好。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是相互共生的关系,但两者的源动力是非常不同的。像苹果这样的公司,他们充满创造力,他们做了许多别人认为无法做到的事情,如果他们把精力放在社会问题上,他们也会创造出很多解决问题的办法。

那我们来谈谈你们正在解决的一些问题。

我深深地被我们的公共部门所做的努力而鼓舞。他们非常愿意改革而且野心勃勃。很多年前,我们精心制作了一种语言,这种语言就想苹果的产品一样,很容易被人们学会并使用;随后,我们制定了一个课程,结果有很多的K-12机构 (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儿童教育机构)想要开设这个课程。随后我们把这个课程带到社区大学里,我们已经与33家社区大学谈过了,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有着几十万学生。我们看到了学校对于开设编程课程的极大需求,在我看来,这是一把走向中产阶级的钥匙。

所以,我们现在在培训老师。在每个班里,我们都有很多乐于奉献的老师、管理员,孩子们也比史上任何时候更多的参与到编程里。孩子是非常愿意学习数字经济的,他们在数字的世界里长大,如果他们去到学校,生活在模拟世界里,他们是不会感兴趣的。政府在可持续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苹果百分之百使用的是可再生能源。其他国家的政府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投入,尤其是中国。

我们在中国的运营百分之百用的新能源。我们也在其他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麦克,在座的很多人认为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许是暂时的,就像是钟摆一样,左右摇摆。不管是民粹主义,还是一些我们看到的政治运动、关闭边境,去全球化等等,但如果这些根源是人们的信仰出了问题呢?人们不再相信政府可以做一些好的事情,不相信公司是可以成为道德标杆。我们在座的又能做些什么?

苹果CEO库克:怎样才能跻身中产阶层?掌握这项技能很重要

谈到钟摆,我想气候变化是一个特别好的例子。事实上,大多数的科学家都认为如果世界持续变暖,总有一天会超出人类能够控制的极限。我不知道这是否正确,我倾向于相信德高望重的科学家和同事们一起努力钻研出来的理论。但有一点,我是确定的,即使有很小的可能性气候变化是真实的,我也要去买一份保险,为此做好准备,以防万一。直接宣称自己不相信气候会变暖,也不做任何防备的做法是极其不理性的。如果你有一个星球,充满了水,我建议你赶快修筑堤坝,移植所种的庄家,买一份保险,准备一些防备设施,如果你不这么做,你的董事会应该炒你鱿鱼。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像钟摆那样摆回好的状态,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第二,历史上确实有些时候,社会变好了,世界更加开放,不再有可怕的战争和大屠杀,可这并不是现在。当我们身边充斥着虚假新闻,如果你让整个对话在消极的环境中进行,这是有影响的,会让每个人的对话都消极起来。其实是组织的领导人决定这个基调的,在国家层面这个人就是总统,州的层面就是州长,城市层面就是市长,在公司层面,就是库克这样的人,在教育层面,就是院长,董事局主席,大学校长。如果基调比较悲观,每个人都会很悲观,如何从中振作起来,还不是很清楚。

我认为,你可能需要一个更好的领导者,纽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历史上经历过非常艰难的时刻,后来亚伯拉罕(Abraham D. Beame)来了,爱德华(Edward I. Kock)和戴维德(David N. Dinkins)来了,鲁道夫(Rudolf W. Giuliani)和 迈克尔.彭博(彭博本人)来了,我也希望现任市长比爾·白思豪(Bill de Blasio)会把这个辉煌继续下去。在城市层面是这样,国家也是一样的。

回顾历史,我们可能喜欢某些总统的观点,可能不喜欢某些总统,但是不论你是否喜欢,人们都会听从领导的指挥,因为我们的信仰和行为方式就是相信电视或者报纸上所看到的。就像我之前说的,领导的言语是有影响的,也许不是立竿见影,但这些影响是真实存在的。

最后我再问库克一个问题,领导们说的话是有影响力的,你最终想在社会上留下怎样永久的印记,你想让苹果公司最终成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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