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石屹那些童年伙伴：种了半辈子的苹果，只有他一个人走出了大山
5月7日，周鸿祎新手机品牌发布会上，潘石屹、 任志强 、王功权三位好友悉数到场。倘若说这几位是SOHO中国董事长潘石屹的“富朋友”，那这些年，潘石屹也并未疏远仍在老家的儿时伙伴。
在拥有物质财富之后，潘石屹说，精神财富是鸟儿的另一只翅膀。
在知天命的年岁，他的梦中更多出现了幼年时家乡的情景。他开始“扶苹”，乐意多回乡找同学亲友叙叙旧，在平凡的世界重新关注和接纳自己的出发地。
然而，他从未走出故土的童年伙伴已将他们之间的距离视做“天壤之别”。
潘石屹家乡石咀村的村口
读书门庭和世代农民
潘永生望着他的苹果园
甘肃天水是“陇上江南”，横跨两河流域，延续着8000年文明史。这里是中华人文始祖伏羲的诞生地。
这片土地四季分明、昼夜温差大，特产的花牛苹果表皮浓红，致密绵软，上世纪60年代因得到过毛泽东的夸赞而闻名全国。
天水麦积区马跑泉镇的石咀村，是渭河中游一个普通的西北村寨。
在贾樟柯监制的纪录片《语路》中，对着镜头，潘石屹回忆幼年在西山干农活时，看火车开过，总向往穿过山洞外面的美好世界。
38年前，14岁的潘石屹走出石咀村。2007年10月8日，SOHO中国在香港上市。如今，他是身价上百亿的地产大腕。
去年在兰州大学演讲时，潘石屹说，“我的小学同学13人，其中两个女生嫁到隔壁村，其他人都留在村里种地种苹果，只有我一个人走出来了。”
这10个人里就有潘永生。从小学到初中，他和潘石屹是儿时伙伴。他说，“我们俩没有打过一次架”。
潘永生是村里有名的种苹果高手。
正值谷雨。何家山上，苹果树绽放着白色的五瓣花。远远朝果园望去，白雾雾的一片，清新可人。
步行1小时的山路，潘永生带着记者来到他山坡上的果园。这条路，潘永生走了近50年。自小住在山上，比起别的孩子，每天放学后他必须挑水上山，也常常独自把生产队分配的粮食背回家。
每年4月下旬，潘永生和家人忙着赶在苹果花掉落前打上增长剂。如此，拉长苹果的形状，类似美国蛇果，出园价能从每斤一块八涨到四块四，颇受市场欢迎。
潘永生属虎，和小名唤作“虎儿”的潘石屹同岁。同班有不少年龄比他们大三四岁的大个子孩子。因而，潘永生和潘石屹总是坐在教室的第一排，也很难和大孩子们玩到一起。
在村头晒太阳唠嗑的老人口中，少年潘石屹“乖爽、聪明、爱学习”。在当地方言里，乖爽是脾气好、不惹事生非的意思。
“石屹小时候也一样爱笑。”潘永生的印象里，潘石屹有修养，不善于言谈，亦不爱与人争高低。
村里人认同这种本分和正派源自于家庭的熏染。
“他们祖孙三代没有一个喝酒抽烟的。”70岁的吴彦田，曾经是马跑泉学区的副校长，和潘家交情不错，常在村里和潘石屹父亲下棋打牌，“我是看着潘石屹长大的。”
潘石屹家是村里的“读书门庭”，太爷爷是秀才；爷爷上过黄埔军校；父母都毕业于大学。“他们家出了12个大学生，加上旁系姑姑家的，不下20个，那是村里第一家。”吴彦田介绍说。
在家谱上，潘石屹的爷爷留下的一句话成为家训——“人生，至要莫如教子，至乐莫如读书。”这份延续让潘石屹的父亲也颇为自豪，“我们潘家是读书人家，没有断代，传承下来了。”
打小，潘石屹的成绩一向优异。潘永生知道，潘石屹家对学习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平常的农村人。“上学教的课，前一晚石屹妈妈就已经教会他了，所以老师提问的时候，他上去就能答。”
11岁时，潘石屹的母亲瘫痪卧床，仅靠父亲一人的劳力和收入拉扯5个子女。拮据贫苦的生活致使两个妹妹被送了人，潘石屹心觉“这日子没法往下过了”。
和潘石屹一样，年少的潘永生也面对着母亲生病带来的困境。作为兄妹中顶梁柱，他俩都不得不以单薄之躯挑起家中重担。“利用课余时间，帮生产队放牛、干农活，多挣几个工分贴补家用，上初中的时候，还背着大粪在麦田洒肥料。”潘永生回忆。
潘压旭比他俩大5岁，那时也在一个班级。现在已经是一家砖厂老板的潘压旭，至今还清晰记得上世纪70年代村里各家的穷苦窘境。
“每人一年只能分8斤麦。没粮食，就磨出麸皮做馍馍吃。当时一包盐1毛6分，我们家买不起。石屹家的情况也差不多，说起来心酸得很。”
纪录片《语路》中，潘石屹坦言，“从小就对钱有了一个特别大的渴望。有了钱的话就可以给我妈妈治病。”这或许成为少年潘石屹向往外面世界的原动力。
16岁的人生岔路口
潘永生的屋内，早不烧炕了，他说，现在都用电热毯了
学生时代，潘永生恰逢“文革”十年。那个年代，他和潘压旭、潘石屹的出身都被划为了地主家庭。
“当时政治气氛浓厚。开班会，我们三四个‘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要离开教室。我和石屹就在平房背后坐着。有一次我心里难受，就掉了眼泪。”在谈论当年的政治环境对自己幼年人格的影响时，潘压旭依然沉重。
类似的压力体会在潘石屹的身上可能更为深刻。“石屹从爷爷那辈开始就被划为地主了。”潘压旭说。那时，即便成绩遥遥领先，潘石屹也很少发言，低调处世。
家庭成分不佳，连上学的报名费都要翻倍。并且，无论成绩如何优秀，也绝无获奖学金的可能。只有1973年，期末考恢复并按成绩评奖，潘压旭和潘石屹才各获得一支油笔以兹鼓励。
说起后来潘石屹放弃体制内的安逸下海经商的惊人举动，潘压旭感慨，“十年动乱，翻来覆去把人折腾得不行。石屹的父亲就是体制内的，被打成右派，（他们家）对这方面可能是厌倦了。”
吴彦田也告诉澎湃新闻，平反之后，潘石屹的父亲曾在清水县轮流当过几个区长，退休时的职务是清水县政协副主席。潘石屹很注意和政界保持距离，“官商太亲密，容易出问题。”
临近初中毕业，潘石屹因二叔当高中数学教师的缘故，幸运突破了出身的束缚，与潘压旭相会高中。而潘永生却经济困难无奈辍学务农。说到这里，潘永生的声音停顿了下来。16岁的这一年，他和童年伙伴潘石屹站在了人生的岔路口。
知识改变命运。1978年恢复高考后，潘石屹虽第一次落榜，但坚持补习一年后顺利走出天水求学，自此踏上了与小伙伴们截然不同的道路：
1984 年，潘石屹从石油管道学院毕业，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工作。3年后，他毅然辞职“下海”。不久，同冯仑、王功权、张民耕在海南成立 了海南农业高科技联合开发总公司（万通前身）。此后，他闯荡北京，建立北京万通，随后创办SOHO中国。
妻子病逝后的一次相见 “他都成大款了，我还是个农民”
而就在潘石屹风生水起四海闯荡的年代，以土地为生的潘永生，在土地承包制施行后，与苹果结了缘。
逐渐地，他摸出一些门道来，成为当时了不得的“万元户”。一下带动村里人都种上了经济效益更高的花牛苹果。
潘永生的苹果种得认真。春天巡查，刮掉病坏的树皮，洒上药；等到开花，仔细喷洒增长剂；花一落地便抓紧打农药；接着趁早摘除树上多余的果；再关键一步就是施肥。九月中旬即能迎来花牛苹果香甜的采摘季节。
栽种苹果的34年来，潘永生不断学习管理，改进技术。他四处参观基地，请园艺站老师指导。最早将果树的枝干分布从蔬散分层型改为纺锤型，亩产直接从4000斤翻了一番，品质还更好了。
潘永生的苹果不愁销售，常年客户都得提前预定，拉上货就走。“卖得好着呢”，他语气自豪。
2013年11月，潘石屹无偿为天水苹果代言。两个月后，天水花牛苹果集团的“潘苹果”通过电商平台、超市等渠道逐步打响了知名度，设于银河SOHO的实体店也亮了相。
发布会上，潘石屹公布了一段回乡视频。看着正在种苹果的儿时玩伴，他说，“恍惚之间，我觉得我们的角色互换了，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没有把我留在大山里种苹果。”
潘石屹称“扶苹”是希望凭借自己的力量，为家乡搭建一座桥梁。“每年我回老家，看到我的童年的小伙伴们都在种苹果。苹果已经成为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我愿为家乡的花牛苹果尽力，帮助推销他们种的苹果，让他们收入更多、生活更好。”
“潘苹果”的种植基地主要位于距离石咀村15公里的花牛镇南山。潘永生告诉澎湃新闻，同样的花牛苹果，去年因为果商的出价并不让人满意，不少石咀村的果农没有选择“潘苹果”的收购渠道。“定的价格不算低，但是下面没执行好。”
虽然如此，潘永生还是感念潘石屹没有遗忘家乡还在种苹果的伙伴。他提起，就在前年秋天的一个大雨天，潘石屹请来的日本和北京的果实专家还来到自己家里，教授无公害果的栽培技术以及防虫害的方法。
2013年7月，潘永生的妻子因病去逝。“血管长了瘤，六七年了，这次没能救回来。”陡然的变故打破了潘永生已然习以为常的生活。没想到，3个月后，潘石屹回乡，特意上山去寻他。“我正好不在，回家路上碰见了。石屹知道这个事情，到山上来找我。见了一面，他问了具体的情况，坐了一阵，走了。”
对儿时伙伴的这次造访，潘永生感到高兴。“人家也非常忙嘛，到我这里来一次挺不容易。确实好。”
潘永生坐在沙发上，旁边是妻子的遗像
在何家山上远眺，可以看到山下的一座凉亭，那是潘家先祖的墓地。少年离乡之后，潘石屹除了春节很少回来。近些年，次数却频繁起来。
过去，他向任何人回避曾有的贫困；可过了天命之年，他对央视记者说，“这是我的财富，正因为吃了这些苦，才有了对这个社会的理解。现在时常梦到的，是小时候在天水爬山、过河沟。”
在家乡，潘石屹出资把潘集寨2公里的主干道修缮成了水泥路；山坡上栽种了固土美观的柏树。而他最花心思的，是在教育上：捐资了母校潘集寨学校和村里幼儿园；修建天水二中的校门和围墙；为天水学校的贫困儿童建造有水冲式厕所和能淋浴的卫生间。
“我跟太太反复探讨，在50岁之前要拼命赚钱。这个人生目标已经完成，我们赚了不少钱。50岁之后，我们要把这个钱花出去，要花好。”潘石屹夫妇认为该花的地方就是教育，“这是对人真正的改变。”4月15日，潘石屹在“上交创业汇”论坛上这样说。
然而每次回到村子里，追逐而来的人络绎不绝。“好多想办事的找他，推也推不及。”吴彦田说，甚至有老妇拿着文物想找潘石屹鉴定。有一次潘石屹为祭奠母亲回村，几个大学生找上门被潘石屹拒绝说“我母亲的3周年纪念日，悲痛得很，你们找我干啥”。吴彦田觉得，在这么多人面前，潘石屹还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情绪。
潘压旭记得，约是2010年，潘石屹回天水，在大酒店摆了一桌，召集老同学聚会，这才把离散多年的同学情连上了。
两三次难得的聚会，潘压旭都在场。“点了好多菜。石屹他不抽烟不喝酒，席上大家就喝着饮料，但是聊得很高兴。”潘压旭笑着说，“他还记得我小时候采别村洋槐树籽被扣的事。”
见了面，潘石屹还给每个同学包了1000元钱。“想要给个纪念也不知道想要啥，你们想要啥就买些。”
到了2013年国庆，潘石屹还邀请了11个同学上北京，转了八达岭长城、故宫、天安门、“鸟巢”以及他的SOHO。
“石屹所有的建筑都很有特色。银河SOHO像三个牛粪便便团在那里，介绍说这个女设计师原来也放过牛。”而对于长城脚下公社的景致，农村人潘压旭没有太多惊喜，倒是一晚4万的价格让他咋舌。吴彦田介绍，至今石咀村人均年收入不到1万的还有20-30%。
聚在一起的时候，老同学很少问与潘石屹生意有关的事情。“差距太大了嘛，人家搞那么大的事情，看法跟我们不一样。”但潘压旭觉得这个“做大生意人”的老同学本质没怎么改变，“不打诳语，不炫耀自己，给人感觉挺好的。”
潘永生也同意，“本质还是很好的。”只是，不知是否只有高中同学被通知，近年来的这些聚会潘永生都没有参加。
“我不知道有这个事儿。而且就算知道，我也不会去。没心情。”在潘永生看来，自己和砖厂老板潘压旭不同，即使和潘石屹坐在一起，也说不上什么话。“他们至少还都是做生意的，有共同话题。”
而更隐秘的原因，来自于这个西北汉子从未跟人提起过的陈旧心事。
潘永生现如今仍住在半山腰的瓦房里，空落落的墙上贴着一张孙子在幼儿园获得的奖状。
女儿嫁到邻村后，潘永生把果园分给了两个儿子。“50多岁，老伴不在，对孩子的责任也都尽到了，没啥牵挂。”半辈子的积蓄随着妻子的3次手术，儿女进京读大学以及婚嫁盖房，所剩无几。
孤单地坐在条纹鲜艳的沙发里，潘永生愈发显得神情落寞。啪嗒，按下打火机，他点燃一支烟，深吸了一口。
苹果种得最好的时候，潘永生曾满怀雄心扩张家业。可是，老伴和母亲为此陷入了长期争吵。这份阻力让潘永生始终无法实现心中的宏图大志。“一辈子施展不开，家里的事情把人冤枉着，我苦得很。”
这样的有心无力，让潘永生充满遗憾。再加上接管果园之后，儿子“下田少，对果树不上心”的态度也让他记挂。“上午干完农活，下午不是打麻将就是喝酒，容易满足。”潘永生说，“我对果园确实是看得比较沉一点。啥地方不好，就想着补救。现在的娃娃，就感觉不太（把它看得）咋样。”
春耕秋收，每年看着慢慢结出红彤彤的果实，潘永生总是心生欢喜。他对苹果的感情深沉，也心怀感恩。“一个农民一年上这么几天地，收入就有10多万。真的在社会上工作，也要有能力的人每月才能挣到四五千。”他希望儿子能够珍惜这片土地对果农的厚待。
从未离开过世代以耕种为生的黄土高坡，潘永生觉得做农民挺好。至少，不缺吃穿。“以前三天能吃上一顿白面就已经好得很了，现在一天三顿还要挑着吃。”
“石屹事业做得那么好，我为他开心。他都成大款了，我还是个农民。人家上天了，我还在地上。”
正文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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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基本没有更新呀，最近文章显示还是2019年的文章。不符合要求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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