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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艳离职湖南卫视后首次发声:我们如何“创造101”

作为走出体制后的第一档节目,这支在真人秀领域带有光环的团队表现出强烈的实验精神,试图探寻一种更适合当下中国社会的综艺表达语言。

我们见到都艳是在中午,她刚刚熬了一个通宵,清晨六点半才匆匆离开机房,回到酒店休息。

这延续了她在体制内的工作习惯。作为《歌手》曾经的主创核心,都艳和她的伙伴们是湖南卫视被赋予最多光环的制作团队之一。在过去两年时间里,大批传统电视人离开体制,选择独立创业,外界有关她离职创业的传言一直没有断过。

直到今年4月12日,在腾讯视频自制综艺《创造101》的发布会上,腾讯视频宣布七维动力将作为节目的研发制作方,都艳本人也以七维动力创始人、《创造101》制片人的身份上台发言。

节目的准备在更早便已经开始。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位于杭州的浙江广电园区被这支湖南队伍占领,走在园区里,随处可见挂着《创造101》胸卡的工作人员。而从酒店沿湖走到广电中心的大楼,在选手“上班”的必经之路上,架着长枪短炮的粉丝等在路边。

一场大型实验正在这里进行,实验内容关于一个受到中国大众喜爱的女团应该是什么样的,也关于这个女团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诞生。

后者是都艳和她的团队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不破坏核心赛制的情况下,一个要求被明确,那就是赛制一定要改。有些改变无法回避,有些创新则更具实验性的探索价值。

作为走出体制后的第一档节目,这支在真人秀领域带有光环的团队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实验精神。他们试图探索两件事,一是后选秀时代里,一种全新的选拔模式应该如何在中国实现本土化,二是在中国特有的社会语境下,真人秀的表达语言还有什么新的上升空间。

这某种意义上源自于都艳对于行业环境的判断和七维动力这家公司的定义。当硬件条件的升级已经成为了一种标配,可引入模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新的市场环境下,一家新的综艺公司要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壁垒和市场认知。而作为独立的从业者,走出体制的七维动力在内容之外又需要有哪些新的拓展和补充。

都艳离职湖南卫视后首次发声:我们如何“创造101”

七维动力创始人、《创造101》制片人都艳

都艳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为年轻人做内容,做原创,做更多和产业结合的事情。”

邹志明是所有人中最先入驻园区的。《创造101》对录制场地做出了极高的要求,录影地需要同时具备宿舍区、排练厅和演播厅三个功能区,邹志明走访全国三十多个可能的场地,甚至看过新疆和海南的摄影棚,最终选择了这里,他们重新装修了酒店房间作为选手宿舍,同时将浙广的员工健身房改建成了排练厅和活动中庭。

除了编剧和导演,作为执行制片人的他几乎负责着其它所有环节的调度工作,位于浙广大楼24层的临时办公室处在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运转中。

《创造101》的前线制作团队超过了500人,仅仅是摄影组的人数就超过了80。作为都艳在湖南卫视多年的伙伴,邹志明在多档大型节目中从事过执行工作,但《创造101》所用的体量依然是前所未有的。

但一些过往经验在新的节目中得以平移,比如高效地运转和调动能力。包括评级、公演、淘汰等不同录制场景在内,《创造101》拥有9套舞美,这远远超出了常规综艺所拥有的体量,邹志明需要保证每一套舞美在使用当天就能够迅速完成拆除。

都艳离职湖南卫视后首次发声:我们如何“创造101”

在公演环节,工作则进入到了邹志明相对熟悉的领域之中。作为《歌手》曾经的观众导演,通过大量的调查和电话前采,邹志明选拔出那些最可能在现场受到音乐感染的观众,这项工作在《创造101》中得到了延续,以保证公演现场观众真的能沉浸到表演之中。

总编剧芦林感受着从来没有过的焦虑,他坦言这是他职业生涯中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事实上,综艺编剧正是在2012年《歌手》推出后被引入的概念,并在此后几年的真人秀中得到了推广。

按照常规的工作节奏,编剧组为每位参赛选手都制作了人物小传,以挖掘她们的过往经历和性格特点。这样的工作方法芦林在《歌手》的编剧中已经非常熟悉,但当观察对象由7个人变成101个人,他的工作难度成倍增长。

“你要怎么归纳总结线索,让101个人都进入到故事中,又怎么让人物关系产生更多可能性,这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芦林告诉《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

和过去不同,这些庞杂的故事线可能并不会在同一时段中平行出现,而是在节目的纵向时间轴上,在不同阶段和时间点慢慢浮现和生长出来,Yamy和强东玥的battle成为了前期评级阶段最大的亮点。

理念冲撞同样发生在选手和制作组之间,这是让芦林感到困扰的另一个因素。在《创造101》中,他所面对的是一大群年轻人,与此同时,这些尚未成熟的准艺人在个人情绪和观念的表达上可能是更强烈的。

芦林不断地进行着自我说服,“这就是这个时代典型年轻人的特征,并且大家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个性鲜活的每一个人物,你要在保留这些的基础上帮助他们成长为更好的人。”

这可能是“101模式”下所有节目都面临的共同问题,但对于七维动力而言,更大的难度来自节目自身的更新。

2017年10月,总导演孙莉第一次拿到《创造101》的案子,一个决定被迅速做出,“赛制必须要改。”

这种赛制创新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做,作为这个模式下推出的第三档节目,甚至连大部分参赛选手都已经对节目流程烂熟于心,在一档后期呈现弱模式的真人秀节目中,不能通过规则设计给予参与者意外刺激是致命的。

“选手如果比裁判员还知道这个比赛的细节,就没有办法玩下去了。如果完全复制,你就得假装不知道,就得演,否则你凭什么出那种情绪,这是很奇怪的。”孙莉对《三声》(微信公众号ID:tosansheng)说。

新赛制有一些在第一次提案时便已经拟定,比如A班的人数被固定在11人,另一些则在节目录制过程不断更新。

在不改变“创始人”这个赛制核心的情况下,孙莉和执行总导演顾玉帆带领导演组和赛制组在两个维度对赛制做出更新。

首先是要更改原设计中有所欠缺的地方,比如“逆风营救”和“旁听生”的设计就是为了补足原模式在个体和群体关系上表现的不足。

“这是一个选团体的比赛,但同时投票投出又是个人,所以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应该是贯穿其中的。我在阅读海外版本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它到了这个阶段,还和十二年前的超女毫无差别,我觉得是偏题的。我想用这种方式去点出,在这个节目中,我们对个人意义和团体价值的认知。同时在宣布结果的过程中,有些队全军覆没,有些队全部晋级只落下一个,它本身就是特别的,是全景式的。”孙莉说。

都艳离职湖南卫视后首次发声:我们如何“创造101”

《创造101》执行制片人邹志明

另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是后选秀时代下,一种舶来的模式要如何在中国本土实现落地,与此同时,在不断加重的真人秀部分,综艺语言表达的新空间在哪里,这种表达又要如何和更广泛的大众形成共鸣。对于七维动力而言,这种对本土化的追求,在《歌手》时期就有着明确的体现。

“如果你希望制作出一档现象级节目,你就不能只依赖于对原版节目有所了解的人才能读得懂,它是不是能和更广泛的大众形成共鸣。对于这个节目而言,如果它形成了话语壁垒,是有问题的。它一定是要方便所有人都能够参与到讨论中来,无论它是从哪一集插入进来的。”孙莉认为这种表达应该是通俗和完全母语化的。

具体到《创造101》这样一档节目上,当中国的大部分观众对团体偶像和练习生系统毫无概念的时候,怎么样通过更加本土化的表达和大众情绪的链接,让他们理解到节目的核心理念。

一些新环节因此被设计,比如勤奋C位和能力C位的选拔,用以隐喻每个团体中都会出现的不同类型的人,又比如第一集中双通道的设置,赛制组希望用这种方式去表达“每个人在行业和社会中都拥有自己作为参照的坐标系”。

新赛制的设计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事实上,“咬合”才是都艳口中最常出现的词,并不是只用设计的出发点就能够实现一种团队内部的彼此说服,导演和编剧团队往往需要准备多个备案,以保证新赛制的可行性,通过计算训练时长选出勤奋C位就是备选方案之一。

这种母语表达包括对整体社会环境和女团行业环境的双重隐喻。在最后一次集中面试了所有候选成员之后,距离正式录制开始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孙莉决定将“踢馆”加入到评级阶段的节目中。

“这个时候还没有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我们只是把我们节目之前做的一些工作放到了节目中让观众看到,但是这个行业的现状就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黑马的存在,有很多来自其它不同行业的冲击。”

作为进入市场后接到的第一个案子,在原有模式已经有成功案例的基础上,做大比例的创新实际上是一件存在着不小风险的事情,但七维动力最终决定尝试。

走出舒适圈是促使都艳离开体制选择创业的原始动力之一。面对一档拥有原模式的节目,都艳逼自己和团队做出更多创新,“我们未来如果想要继续走下去,是必须要原创的,这也是我们逼自己必须做出的创新的重要原因,我们对自己是有标准和要求的。我们要对节目有自己的审美和理解。”

都艳离职湖南卫视后首次发声:我们如何“创造101”

《创造101》总编剧芦林

从2004年到2006年,跟随洪涛和王平,都艳参与制作了三届《超级女声》,这是《超级女声》最鼎盛的时期,包括李宇春在内,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偶像从这里诞生,尽管真正赋予都艳和团队光环的是《歌手》,但是回顾过往经历,都艳发现自己最想做的依然是选秀。

但这并不意味着《创造101》是一个指向性的开始,真正吸引都艳的是为年轻人制作内容,而选秀的魅力之处正在于它能够在年轻人中实现一个集约性的爆发。

《创造101》给都艳的另一个巨大启发在于平台对于行业资源的聚集和影响力的提升,在制作《歌手》时,尚处在体制内的都艳就感受到其中可能存在的机会。而独立创业后,她有了更多机会在此之上有所尝试。

“我不单单只是想做综艺,因为如果只是做综艺还是太局限了,其实我想尝试更多和产业打通的内容。我们最擅长的是做内容,那我们就从内容的原点入手,然后由此延伸,我不仅可以做内容,我还可以帮助你做内容的设计和发端,也可以去和所有的资源对接和嫁接,在内容形态上也会更多样,短视频、长视频、电视剧等等,只是综艺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都艳说。

这对她个人和团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尽管被认为是富有光环的明星团队,但是都艳清楚,当重新选择赛道,她所面临的市场环境、竞争氛围和工作方式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

创业一年的时间里,这种紧迫感时刻催促着她去做更多内容以外的事情。

《创造101》进行到第七期,都艳依然经常在机房通宵剪片,但她已经开始思考和挑选更多的后续合作,也计划在节目之后对团队进行重新梳理。

不能说是更放松和自信了,“但确实相对而言调节得好了一些”。

外面找我们的人很多,每一年大家都在说我们要不要出去试一试,大家觉得我的价值远不于此,我应该去再试一下。

在一年又一年做《歌手》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差距越来越大,别人觉得你们在做一个很好的项目,大家的生活很安定,同事和领导也认为你给平台创造了不少荣誉,很尊重和珍惜你,但是我却有一种在温室的感觉,因为人已经进入了舒适区,所以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我要不要再试一下,再去挑战一下。

但老实说,和24岁时候的我相比,对于现在这个年纪的我而言,做出选择更难,过程也是痛苦的。但最终还是想再试一下,这可能是湖南人的一个特点,就是有的时候到了那一刻不想放弃,想再试一下。

但是如果你问我是不是觉得自身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是不是已经做了充分的市场调研,认为这个市场对我有需求了,老实说我是没有的。

没有,我觉得没有比湖南卫视更好的平台了。如果要去平台的话,我为什么要离开湖南卫视呢?我是一个很忠诚的人,我并不因为平台对我不好,我不满意觉得委屈才要离开的,而是我想试一试离开了这么多优秀的伙伴和资源我是不是也可以活?即使活不下来我也觉得那是自己的问题而不是别人的问题。

我一直想做选秀,尽管我并没有觉得我要把选秀作为我的第一个主打项目。2004年到2006年,我跟着团队做了三年的《超级女声》,那个时候因为我自己也很年轻,看到的也更多是美好和单纯,因为有王平姐、洪老师的过滤,我们在设计和执行上相对也是比较纯粹的。但是经过这么多项目,经过这么多年我自己的成长,也包括我通过《歌手》接触了非常多优秀的音乐人和团队,当我回过头去看我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时候,我依然想做选秀,我想重新做选秀。

因为年轻。

选秀只是一个表现的形式和载体,我真正想做的是里面的年轻人。我最想做青少年的内容,我想要为他们做一些好的内容,我们一直说“少年强则中国强”,只有青年人的基础越来越好,这个国家在更新换代的过程中才会越来越好。但你想做好的内容是需要找到一个点和切口去突破的,而选秀正好是一个大的集约式的爆发。你可以看到很多年轻人不一样的个人思想,而他们彼此之间又具有对立性,就像《创造101》,这些姑娘来自不同的经纪公司,她们有着不同的原生家庭,又整体呈现出一种社会现象。

2016年1月,第一季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当时在做《歌手》,组里的孩子在看这个节目,我当时就被这个模式吸引了,觉得这个导演好高明,他直探了整个行业的现状,并且在整个工业体系下,找到了最核心的经纪公司,所以在当时这个节目就吸引了我。

2017年夏天开始接触,10月接到了这个案子。

肯定希望它能够立住,但是并不是说为了做成爆款,为了守住名声去选择它,不是这样的思考方式。而是你既然要做了,你只能选择做好,这是没得选的,别人是不会听你讲理由的。

公司当时只11个人,是全团队投入的。因为不管你擅长什么,你只有把第一件事情做成了,才会有第二件和第三件。

在接到案子的时候就明确的知道一定要改,但不是为了改而改。

我们要有本土化的改造,你必须改成中国人熟悉的语境,必须改成我们的生态和我们的文化土壤里大家愿意看到的。

一直以来大家都习惯了一个好模式,101这个模式也确实非常的好。但是,我们在把这个模式拿过来用时,很多时候你只看到了别人的壳,却看不到里面的血肉,它的血肉是基于他们的文化基因和所要传递的价值的,经常我们拿回来之后,大家只画了外面的皮,从做内容的角度来说,我其实是很心疼的,觉得很可惜,其实可以更好的。

同时,这是一个真人秀,但很多参加节目的选手都是看过原节目的,她们已经知道游戏规则了,那当她进入这个真人秀时你看到的到底是她的真实面还是表演面,这是你必须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所有导演都需要问自己的。

你当然可以直接照搬,但是我觉得要对这些选手负责,要真正意义上去激活她们心中的欲望,用这些赛制激发她们的欲望,也让更多人有至少一次展现的机会。

另一方面,是我们未来如果想要继续走下去,是必须要原创的,这也是我们逼自己必须做出的创新的重要原因,我们对自己是有标准和要求的。我们要对节目有自己的审美和理解。

我们也不是为改而改,我们并不是说通过这种方式是为了让别人认可我们有多棒,我们做内容秉持的一个观点就是决不自嗨,你首先要先诚恳和谦虚地看别人的逻辑和结构,然后再去呼应我们自身的一些情况,做本土化的改造和转化,这个过程其实是很艰难的,并且注定要面对很多质疑和的挑战,但我们还是要做。

这些伟大的综艺导演最优秀的地方其实在于他们并不是出于做一个节目的考虑,而是真正意义上看到了市场和行业的需求,然后由此应运一些内容,他其实是通过一个内容去做一个试验,然后把一个行业和社会的现状展现给大家。

《歌手》的原逻辑是在团体偶像充斥屏幕的时候,导演希望提供更多机会让一些好的声音被听见,让一些没有机会上电视节目的歌手登上舞台。

但当我们回到中国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要命的问题,就是大家最开始的出发点都是“我要邀请过气歌手”,但是在现在这么残酷的市场竞争下观众为什么要看过气歌手呢?

所以当洪涛老师带领的团队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们首先明确的是不是要做过气歌手,而是要找到那些有人格魅力,行业经验并且愿意为这个行业去助力发声的人。我们换了一个角度,虽然邀请的歌手没有变,但是要告诉大家,做歌手的生存状态,他们所面临的窘境,内心的欲望,想做的事和为人的闪光点。

舞台其实只是她最后作品的呈现,但为了舞台上那一刻的光彩亮相她在下面做了很多事情,真人秀的部分加强其实是让你去了解她真实的想法状态和做过的努力,当你带着这些理解再去看她的表演,哪怕她有一些失误和偏差,你也会觉得她太不容易了。

从《超级女声》到《快乐男声》,他们的模式和规则其实代表一种“舞台型”成长。每个礼拜都用直播去打磨他们,所有人都知道有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是独立作战。我一直认为如果2005年我们就把幕后的故事展现给大家,这些粉丝会更加狂热。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做,因为当时大家看电视的习惯还是像看晚会一样,是为了看舞台,看一个绚烂的秀,所以那时候会说选秀是造梦的舞台。

我们当年很多节目的结构和模式没有那么去做,所以大家会觉得有“超女模式”这种固定的模式,时代进步到今天,现在其实是后选秀时代。

现在已经不是当年的选秀时代了,后选秀时代大家都清楚,我不仅要让你看到台前,还要让你看到幕后,不管是幕后的真实、残酷、热血或是正能量,甚至是消极面,我都给你看,我把我的真实面貌展现给你,我不掩饰。

人。其实你用多少台机器,用多少种高科技的设计,只要你资金雄厚,下力气去做它就能做成。但最终的核心竞争力是“人”,什么人做成什么样的事。

至少我觉得我们这家公司,不管我们接什么样的案子以什么样的逻辑,我做的是作品,不管这个作品出来你的接受度和满意度有多少,但是我有我们的诚意,有我们的表达诉求和自我要求。很多时候接的其实是“活”,接一个“活”和真的做一个作品是完全不同。我们的起点是做好每一个作品,先把作品做好,不然也是在浪费伙伴们的青春。

我觉得它是一个偶然性的开始,反正从哪个路径开始它都是要走的。

这个市场的竞争是特别多元的,不仅仅是谁的内容做得好,而是谁的选择好,包括选择投资人,选择平台,选择案子,所以做选择,做决策,做每一个判断的时候就比较辛苦。

实际上,很多内容都是互相促进的,在传统媒体,以往做内容的出发点可能就是做一个好节目。但是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资源愿意向你靠拢,你也愿意在原来“做好节目就够了”的思维基础上,去尝试做新的拓展和可能,因为这个市场是开放的,行业边界被打破了。

对。我不单单只是想做综艺,因为如果只是做综艺还是太局限了,其实我想尝试更多和产业打通的内容。

我们最擅长的是做内容,那我们就从内容的原点入手,然后由此延伸,我不仅可以做内容,我还可以帮助你做内容的设计和发端,也可以去和所有的资源对接和嫁接,在内容形态上也会更多样,短视频、长视频、电视剧等等,只是综艺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我还在一个学习和摸索的过程中,老实说,我们在体制内,一直专注于内容,所以在一个一个项目的过程中,你其实来不及思考太多,甚至是复盘。

现在走出来了,别人看你们是认为你们顶着过去的经验和光环的,期待值也很高,但对于我们而言,我们选择了另一条跑道,其实也是在挑战自己。

变化太多了,合作伙伴变了,工作方式变了,理念变了,整个社会对你的看法和期待值也变了。

我最近真的没时间,但是每天也逼着自己想,所以我现在同步也在谈后续的一些合作和工作,做一些判断和筛选。

不是放松和自信,但相对而言调节得会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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